2024年6月，湖南大学毕业生在拍摄毕业照。（@视觉中国 图）

主动延毕的学生确实勇敢，他们能暂时跳出线性时间的游戏规则，以自己的节律迈向未来。但同时，隐藏的社会时钟和同辈压力依旧如影随形，他们的挣扎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改变。

撰文 | 代科卉

点击“确认延毕”的那一刻，黄殷长舒了一口气。

2024年，研三上学期，她结束了在瑞典的交换生活，回到复旦大学，开始关注出国读博的信息，也试着找工作，但对未来的迷茫始终挥之不去。于是，她做出一个决定——延期毕业（下文简称延毕）。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至2022年的14年间，中国研究生非按期毕业率从8.53%增长至28.02%，翻了3倍多。2019年至2022年，该比例始终保持在20%以上，直到2023年才回落至18.63%。换句话说，近几年，每4名研究生中，就有一人未按时毕业。

延毕，已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但在10多年前，情况并非如此。

2013年，《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的作者、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雅君还是复旦大学大四的学生。那年夏天，本该是她毕业的季节，但她选择了延毕。全班只有两个人延毕，她是其中之一。

“那时，延毕还不是一个流行的现象。”郑雅君回忆道。但她发现，如今，延毕越来越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延毕，甚至被称为“中式间隔年”。

为什么延毕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延毕真的能缓解他们对未来的焦虑吗？

带着好奇，我采访了7位主动延毕的学生，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通过了解他们真实的境遇，我发现主动延毕的学生确实勇敢，他们能暂时跳出线性时间的游戏规则，以自己的节律迈向未来。但同时，隐藏的社会时钟和同辈压力依旧如影随形，他们的挣扎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改变。

用时间换可能性

对于萧晓来说，延毕是“用时间换可能性”。

作为清华大学首批“强基计划”的学生，她的本专业是数理基础科学，辅修能源与动力工程。大一时，她意外接触到建筑学，意识到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由于无法转专业，她一边旁听建筑学院的课程，一边计划申请国外高校的建筑学硕士。短短4年的大学时间，她很难兼顾毕业要求与兴趣探索，最终选择延毕，想把该做的事分配到5年里，并计划四处旅游，“多试错总比一头雾水地被时代的浪潮卷走要好”。

萧晓的延毕生活：学吉他、去日本旅行、自学通过日本语能力测试。（受访者 供图）

通过延毕换取时间、积累经历，并不是个例。

上海一所985高校的辅导员李一梦观察到，近几年，延毕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希望借此游览世界、体验校园生活。2023年，学校开放出国交换项目，她班上的67名学生，有近三分之二报名，其中不乏专硕生——他们的学制短，只读两年，希望通过延毕争取出国交换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要延长“学生身份”，拥有更多“向外探索”的时间。

这种身份延长的需求，也是现实压力下的权衡。

杨宜涵是北京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本应在2024年毕业。但在校招季中，她没有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担忧毕业后陷入没有社会身份的空窗期。“能不能用校园时光挡一下这个空窗期？”她想到了延毕，这至少能让她继续以“学生身份”处在社会之中。

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01名延毕学生做了调研，结果显示42.8%的人延毕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39.4%的人是想按自己的节奏走，38.5%的人希望多一年时间准备考研考公，37.6%的人是因为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体验生活、申请读博、找工作、享受校园资源……延毕的理由看似可以被一条条清晰地列举出来，但深入了解才会发现，每个理由背后，都交织着更复杂的情绪以及与现实的拉扯。

我是主动延毕吗？

2024年9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何佩琦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延毕”这个词。

当时，他正为论文进度而焦虑，听到这个选择后，“心都要碎掉了”，本能地抗拒道：“不行，我坚决不延毕。”然而，仅仅半年后，他却主动提交了延毕申请。

他的研三，像是踩在一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写论文、找工作、准备留学申请，每一件事都像是一个齿轮，而他需要同时转动所有齿轮，才能不掉队。那段时间，他的神经衰弱愈发严重。

“闭上眼睛，会感觉到有一个影子飘来飘去。”回忆起那时，何佩琦肩膀紧耸，眼睛闭了起来，说：“延毕就像一颗种子瞬间扎根发芽，根扎得很深，扎得肉很痛。”他没办法再忽视这种痛感，决定延毕。

这种痛感，杨宜涵也有过。

她用“过往人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来形容延毕前的日子。那段时间，社会时钟推着她一直往前走，她看着同学在朋友圈里晒offer、发核心期刊，自己也跟着忙校招、写论文、思考读博的可能性。她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无法喘息，才决定慢下来，主动延毕。

“你觉得自己是主动延毕吗？”我问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很想说我是主动的，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是那个环境带给我的焦虑，让我‘被动’选择了延毕，我想逃离。”

主动与被动的界限，或许比想象中更模糊。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谢爱磊认为，延毕现象背后是年轻人的集体焦虑，“在就业市场不确定的当下，哪怕是主动延毕的学生，也或多或少带着被动的成分。主动选择当然有主动争取的部分，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依旧受限于主流的叙事架构和时间框架”。

水龙头开着，水继续流走

黄殷害怕重蹈覆辙。

3年前，因为对未来迷茫，她选择考研。如今，她又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往前看时却发现自己依旧没有答案，她不想再草率地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2025年初，她去韩国旅行时，得知韩国高校近几年也兴起了延毕风潮。“没有理由也可以休学，这是我们的权利。”韩国朋友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让她愣了一下。在她熟悉的教育体系里，时间像是流淌的水，无法停下。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主动停下来。

据报道，过去3年里，韩国的“NG族”（指通过各种方式推迟毕业的学生）数量翻了一倍。他们不急于进入职场，推迟毕业以换取喘息的空档。

黄殷也想给自己争取一个空档。3个月后，她提交了延毕申请。延毕的第一个月里，她和朋友去了西藏、南京旅游，尝试了酒吧打酒师的兼职。接下来，她打算找几份实习，为就业做准备。

“延毕的时候，水龙头还是开着，水继续流走。”她清楚，延毕不意味着真正的喘息，但“就算要浪费这些水，让它们从水龙头里流出去，这也是我的最优解了”。

身为辅导员，李一梦最担心的是，延毕的学生会不会与社会脱节。她发现，这群名校生在层层竞争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优秀”这个标签，也背负着更多期待，哪怕明白“每个人的人生进程不一致”，却仍然会感受到隐形的压力。

这种压力，何佩琦比谁都更清楚。出入教学楼时，他总能遇到同学。而毕业季的寒暄，总是绕不开论文和工作。

“你预答辩怎么样了？”

“我延、延、延……”话到嘴边，他却迟迟说不出“延毕”二字。

直到现在，何佩琦仍然觉得延毕是一件“很坏的事”。朋友曾直白地对他说：“你就是不想面对社会。”他没有反驳。他清楚，自己对延毕的羞耻，源于对掉队的恐惧。所以即使已经延毕，他仍然逼着自己完成论文，计划投稿期刊，想证明“我不是个坏学生”。即便他明白，延毕和所谓的“坏”并无关联。

“为什么你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是觉得羞愧呢？”我问他。

他反问道：“你身边有人能完全摆脱这种感觉吗？”

看着他的眼睛，我答不上来。在我接触过的延毕学生中，即使不少人已经做好延毕后的规划安排，但仍囿于同辈压力、社会时钟的追赶，害怕一年过去自己依旧没有收获。

何佩琦提到一个词“无边共业”。众生身处同一时代，携带着共同的习气，就像雷雨天的闪电，无差别地劈向每个人的头顶。

但是，所有人最终都要回到与自我的对话。

“如果想好要做什么，其实就不焦虑。”在2025年的毕业季到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高昭昭选择了延毕。焦虑也曾短暂地将她包裹。有人说“名校生应该找到好工作”，也有人提倡大学生要“丢掉学历枷锁”。但在不断和自我对话的过程中，她最终意识到，自己要找到和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我在意的其实只是获取知识的乐趣，而非主流的评价”。

我究竟想要什么？

“我究竟想要什么？”

延毕后，黄殷第一次真正地问自己。

2024年，她走进一个法国高校展会会场，眼前几乎看不到同龄人，每一个咨询台前都挤满了家长。她突然意识到，原来绝大部分孩子的人生都是他们的家长在做决定，而自己也曾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

“从小到大，我从未真正思考过：为什么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为什么要读下一个学位？我只是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做这些事，就跟着做。”这种按部就班的模式，早已嵌入她的成长轨迹。

黄殷的求学之路，对中国学生来说并不陌生——衡水模式、标准答案、单一评价体系……

上高中时，黄殷每天的时间被精确到分秒，空间也被压缩切割：中午必须掐点跑进饭堂，否则就吃不上饭；下午要争分夺秒抢占10人间宿舍的浴室。“每个人的空间只有1米多长的床铺和40厘米宽的柜子。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收敛个性，才能维系这片小小的和平。”在这样的环境中，思考“我想做什么”是一种奢侈。

郑雅君指出，“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像一个筛选机制，它教我们如何高效竞争，却没有教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她强调，认识自己并不会自然发生，它和学习一样，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索。

本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后，起初黄殷感到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渐渐地，她却发现自己像是被落下了。她身边不少同学从小就喜欢历史，有人早早开始准备保研，有人熟练掌握雅思考试的规则，而她对这些全然陌生，上课认真记笔记，课后努力复习，但依然跟不上节奏。

“我好像比别人笨。”

无论是不是开玩笑式的自嘲，我接触的延毕学生中，过半数都提过类似的感受。

萧晓做的建筑模型。（受访者 供图）

萧晓说自己每学期只能修四五门课，而同学们轻松修满五六门。她习惯先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再填充细节，可大学的课程节奏不青睐这样的方式。“一门课只上一个学期，很多时候来不及建立框架，学起来就很吃力。”

萧晓和毕业的同学拍照时穿的学士服。（受访者 供图）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松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而有些人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郑雅君曾提出，大学新生的起点并不相同。一些人的家庭和成长环境，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进入大学的“工具箱”，但另一些人进入大学后才开始摸索规则，这本身就需要额外的时间。“所谓的‘常识’，对很多学生来说，其实是全新的知识。”郑雅君认为，大学应该带头提供一个更包容的环境，而不是期待所有人都按照同样的速度前进。

让减速成为教育体系的正常选项

回顾自己的经历，郑雅君最感激的是复旦大学相对宽松的延毕政策。

本科临近毕业时，她对未来毫无头绪，决定延毕一年，寻找方向。“我不能保证一年后能想明白，但我至少需要这一年。”当时，没人追问她延毕的原因，也没人指责她拉低学院就业率。

然而，大学并不总是给学生提供这样的自由。

魏豪是某985高校的一名理工科学生，考研失利后，他想申请延毕，给自己时间重新准备留学或秋招。但学院的规定是：“若有课程或教学环节未修读，必须申请延毕，且仅能在学期开学初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他没有提前规划，没有退掉必修课程，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主动延毕”的时机。他找到教务老师，表达希望延毕的诉求，对方的答复是“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尊重你发起申请的权利”。最终，申请被驳回。

在一些高校，“尽量减少延毕人数”被视作一项隐形考核标准，辅导员甚至会被要求规劝学生按时毕业。李一梦告诉我，学院的招生名额、财政收入、就业率考核，都与延毕学生的数量息息相关。因此，即使一些学生确实需要更多时间，学校也未必愿意提供这种自由。

面对这一现状，郑雅君指出，延毕政策往往被各种“评价指标”框住，而这些指标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

如今，主动延毕的学生只能自己承担探索的后果，而系统性的压力依然存在。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自由。它给予你选择的权利，却没有减少你面对的压力。”谢爱磊说，面对越来越多的延毕学生出现，社会和教育体制都需要进行改革，让减速成为教育体系的正常选项，而不是例外。

比如，学校应该允许更灵活的学制，改变“延迟毕业”“休学”等名称，专门化并去污名化“间隔学期”；社会应改变对“空窗期”的偏见，打破传统的线性人生观等。

教育不该只有一条路，人生也不该只有一种速度。

在延毕的一年里，杨宜涵已经找到了工作，她看着自己和身边延毕的同学，感慨道：“不要害怕不确定性发生。每个人延毕的目的各不相同，但经过一年的沉淀后，出发点和状态都有了变化。最终，我们都能以自洽的方式前行。”

（杨宜涵、何佩琦、萧晓、李一梦、黄殷、魏豪、高昭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