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被清政府勾结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下去后，农民革命运动转入低潮。这时，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更是把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侵略者的支持上。因此，中国社会更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统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分化，即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同时也开始形成从地主官僚商人中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性的改良派。洋务派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下，进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顽派则死守着旧的封建统治，根本拒绝改良，这是与洋务派不同的地方。但洋务派把所谓的洋务运动，完全控制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之下，其目的也是为着巩固封建统治，所以他们的反动本质仍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带有私营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转化出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限制，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势力是非常软弱的。 他们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刺激下，在政治上展开了改良运动，企图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一思潮到中日战争以后，即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达到了最高峰。戊戌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康有为和严复。这一变法运动前后维持了103天就失败了，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不仅不再要求改良了，并且积极主张保皇；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时期，他们成为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派。

　　改良主义者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公元1858年)，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是19世纪末期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及《戊戌奏稿》 等。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于1888年在京应考时，第一次向清光绪帝上书，此后接连6次上书要求变法维新。1895年大官僚李鸿章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极力反对，并组织了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到1898年，在康有为的主谋和领导下，由光绪皇帝下谕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维新”。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著书立说，从各个方面阐述变法改良的合理性，为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用“人性自然”的观点论证变法改良是必然的，反对封建统治者主张“义理之性”不可变的人性论。他说: “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反对封建社会传统的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主张“生之为性”，即认为人性就等于自然。他在《大同书》中明确指出:“去苦求乐”就是人性。因此他认为世界上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改变所处的痛苦境界，人们所以在苦难中挣扎，都是为了去苦求乐，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满足人们去苦求乐的欲望。因此，他还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要想冲破封建主义的统治， 发展资本主义，这也是为了去苦求乐，因而也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这就为他主张的重商主义，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康有为的这种人性论，也是否定人的阶级本质的抽象的自然人性论，也同样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与封建统治阶级“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理论对立的，因而在当时有利于冲破封建主义的统治。另外，康有为还进一步指出人性都是平等的，如他说: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又说:“人人既是天生，则直录于天，人人皆独立平等”。“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但圣人姑别其名称，独以王者为天之子，而庶人为母之子，其实人人皆天之子”。从这里又进一步论证说:既然人人都是天之子，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封建等级制度就是没有道理的了。这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的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观点，虽然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反封建的思潮，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政治上蜕变为封建阶级的保皇派，在人性论问题上也就不再坚持他早年进步的观点了。

　　为了说明变法主张的合理性，康有为不仅用人性论的理论加以论证，并且从更广泛的角度，即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论证在政治上实行改良是必然的。康有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天地在变化，四时在变化，人在变化，社会历史也在变化。如果不变化，事物就完结了。他说:“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蔽”。又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上清帝第六书》)因此， 对当时的法，他则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观点，他高声疾呼: “变亦变，不变也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变法通议》)

　　由此可见，康有为等人强调“变”，完全没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意思，而是要让清朝统治者把“变之权操诸己”，即主动改变统治方法，发展资本主义，给资产阶级以民主。 因此他们在哲学理论上的发展变化观点，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康有为曾说:“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亦有渐进，此皆圣人所无可如何，欲变而不能也”。这是强调量变(“渐进”)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质变(“骤变”)是不可能的。显然，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根据这种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康有为还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也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他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说法)为根据，认为历史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发展，既不能错位，也不能超越。他认为“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政体，“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政体；中国当时即处于“据乱世”，因此下一步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他认为这个顺序是不能飞跃的，如果这个秩序紊乱了，就要大乱。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完全是为他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只希望封建统治者“发善心”，让出一点位置给新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想触动旧的国家机器，幻想在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了破产。这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要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走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1884年，康有为写了一部“秘不示人”的著作《人类公理》，戊戌变法失败后，经过修改，改书名为《大同书》。他在《大同书》中，从“三世说”出发，并根据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又揉合进去他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改良的措施，以及他的主观愿望和幻想，用华丽的词句，描绘了所谓“大同”世界的美丽图景。他认为“大同” 世界就是“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极乐世界。康有为认为，当时的社会和他理想的“大同”世界是相差很远的。因而在《大同书》中攻击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指出当时的社会是痛苦的社会。在《大同书》中罗列社会之痛苦有6类38项之多。如说富人有“富人之苦”，贵者有“贵者之苦”，帝王有“帝王之苦”，神圣仙佛有“神圣仙佛之苦”。《大同书》中有一部分也揭露了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即“劳苦之苦”。他指出: “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即“国界、级界、 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因此他说: “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这就是他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废除等级制度，去国去家，男女平等。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大同”理想了。但是他没有也不可熊揭示出社会苦难的真正根源，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科学道路，他所说的“大同”只能是一种空想。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表现了知识分子要从封建社会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和对中国及人类前途的幻想。他在《大同书》中，认为封建帝王和广大劳动人民都一样有各自的“苦”，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抹杀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在《大同书》的结论中，康有为还设想了一个“免苦求乐”的救世主，即所谓创造万物、推动历史发展的“圣人”。这就彻底暴露出康有为的《大同书》完全是建立在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反科学的。毛主席曾经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坚持走这条路，而且最终蜕变成为顽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保皇派。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复辟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国，竭力维护封建旧文化，反对新文化，大肆宣扬封建复古主义。从一个先进的启蒙思想家最后变成了封建的顽固派和死硬派。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

　　严复(生于公元1853年)，是19世纪未期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刺激下，热心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思想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西方著作。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给严复以深刻影响，使他毅然地参加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前夕，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些富于战斗性的政治论文。他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 和《辟韩》等文章中，以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依据，热情地宣传了“新学”、“西学”，对“旧学”、“中学”的理论基础--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毛主席曾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矛盾论》)严复在输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方面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严复通过翻译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意思是说，整个宇宙之内，物体(质)和力是相互作用的，没有物体就没有力，没有力也就没有物体。这实质上是承认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唯物论观点。他还说:“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之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宗教抟土之说，必不可信。”(《天演论·导言》)这是说，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才知道人也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因此宗教迷信所宣扬的那一套就是不可信的了。这是直接以自然科学成就为根据来宣传无神论思想，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宗教神学观念，对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宣扬的“君权神授”等唯心主义理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严复还宣传了“力今胜古”、“尊今叛古”的厚今薄古恩想，反对“好古忽今”的顽固派。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对封建君主制度和为封建君主制服务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严复在《辟韩》一文中，还批驳了韩愈关于“圣人”天生为治理人民的“尊君”谬论，提出了他的“尊民叛君”思想。他说:“斯民者，固天下之真主也”。严复指出:所谓君主，只不过是最强暴、最能欺夺人民的“大盗窃国者耳”。君主窃夺了人民的国家之后，又惊慌不安，惟恐人民觉悟起来推翻他，于是“法令如猬毛而起”，即以形形色色的封建法规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致把中国弄得衰弱不堪。

　　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严复也提出了他的民权理论，以阐述国家起源的问题。他认为:由于社会上出现了相欺相夺，而人民又忙于生产，无暇兼顾明刑治兵的事情，便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即按社会分工互相协作以交换劳动的原则，选择出“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这就是说，君主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办事的，而不是某个人命中注定的。因此，君臣之伦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而决不是什么“道之本原”。这就完全否定了孔孟以来，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道德伦理观念，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严复的这种民权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民约论”的民权思想一样，由于没能揭露国家的阶级本质，也就不可能正确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严复虽然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并不认为可以马上废弃君主。他说:“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这表明他所追求的只不过是较君主专制稍有进步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正是严复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理论上的反映。严复主张变法，但又认为变法的根本问题不是革命，而是从教育人民入手。因此，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方案。所谓“民力”，就是使人民都有健康的身体，禁绝鸦片和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老八股的旧式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至于“新民德”，则是设立议院，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严复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套改革方案呢？就是因为他害怕人民群众起来产生“骤变”。他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原强》)这就是说，他不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而仍然是把变革希望寄托在“贤君圣主”自上而下的改革上。这就充分说明，严复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改良主义路线是走不通的！戊戌政变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形成并逐渐高涨，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严复不仅没有走向革命，反而继续坚持他的改良主义观点，最后终于堕落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派。这是他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必然结果。

　　严复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还把生物界的进化规律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生物学上的所谓“物竞天择” 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说:社会中的人，“正如其他动物那样，繁殖不断地进行，并为寻求生存资料而进行激烈的斗争。生存斗争，使那些比较不能使自己适应于他们生存环境的人趋于灭亡，最强者和自我求生力量最强者，趋于蹂躏弱者。”这就把人类社会和生物界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是把赫胥黎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搬到了中国。关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恩格斯曾指出，它对动植物的发展说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因为物种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新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有机体的互相合作也都是生物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还指出，达尔文的这种学说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然后再把这些理论从自然史搬到社会史上来，企图证明这种学说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自然辩证法》)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动物界的生活规律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理论。它掩盖了人类生活的特点，抹煞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本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根本对立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大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工人阶级的贫穷化说成是什么“自然淘汰”的结果，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说成是“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企图论证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永恒合理性。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提供理论根据的一种反动理论！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严复用生物学规律说明社会历史，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不是什么“物竞天择”，而是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前进，这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