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借鉴曼德尔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发展区分为单一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并将“后政治”界定为全球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齐泽克把“后政治”的本质，定义为“经济领域的极端的非政治化”，并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后政治”的特征。

　　第一，经济的非政治化。与打着反对“本质主义”或“还原论”的名义、瓦解了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地位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齐泽克依然把经济领域视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领域。他指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本质意义在于“经济本身就是政治的”，不能把政治视作是经济过程的附带结果。他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并不是某种客观的社会经济数据，而“总是显示着‘政治’斗争的结果”。依据拉康所划分的想象界、符号界和真实界，齐泽克对资本做出了剖析与重释。他指出，资本既不能被归结为资本家个体的邪恶动机或个体想象（想象界），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抽象，而应当被视为隐藏在想象界和符号界背后的实在性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真实界。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资本主义实体的经济领域被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了。资本在追逐自我利益和增值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隐蔽的体系性暴力：“这种暴力再也不会归因于具体的个人及他们的‘恶’的动机，它是纯‘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这种匿名化的特征使得资本成为了围绕在人们身边但又不被察觉的无所不在的幽灵，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的宰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成为了福柯所说的“真理”领域，被彻底自然化和中立化了，“经济起作用的方式（中断社会福利的需要等）被认为是一种对事物的客观状态的简单洞察。”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关系中所内在的政治权力关系就被遮蔽了，并转化为一种“别无选择”的中立化的技术关系。

　　第二，政治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将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做出决策的特殊领域”，即“公共事务的管理”，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经济、艺术、科学以及性）都被其排除在外。在自由主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的“后政治”时代，旧的意识形态划分和乌托邦叙事被彻底抛弃了。“政治”被降低为实用主义的专家治理，成为了一场庸俗的“务实”游戏，强调要运用“必要的专家知识与自由的审慎”来面对具体的问题和需求。在这种状况下，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性的协商、管理、调整而解决。齐泽克指出，“后政治”的鼓吹者们喜欢强调：“要不带任何偏见地采用好的主意并应用它们，而不管它们（意识形态）的根源如何。”所谓好的主意就是“能奏效”的主意，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全盘接受和臣服于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框架，“任何涉及反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力量被彻底排除。”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走向衰亡的时代，即使是曾经的左翼政党也彻底投向右翼的怀抱，开始使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框架，甚至比传统右翼政党走的更远。齐泽克对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所提出的“激进中立”（Radical Centre）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指出，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中，激进派一般指的是极左派或者极右派，而中立派一般是被认为是温和党派，当新工党把“激进”与“中立”两个极为矛盾的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幅荒诞的“后政治”讽刺画。

　　第三，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在“后政治”时代，“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变成了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需要被全人类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齐泽克指出，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民主制度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果皮与果肉的关系一样，不依附于果肉之上的果皮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霸权之下，一旦有人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都会被指责为一种要走向“古拉格群岛”的极权主义。齐泽克将这种“自由-民主”霸权的辩护士称之为“自由主义恶棍”（liberal scoundrels），指责他们不道德地用“古拉格”或“大清洗”的牺牲者之名，谋求达到其为现存秩序辩护的目的。作为出身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齐泽克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切肤之痛。在苏东剧变前，当时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很多民众试图把民主从它所赖以依存的资本关系中抽象出来，鼓吹一种没有资本剥削的民主体制。但是，这种对于民主的热情最终却成为了资本大潮的序幕。那些为了民主而奔走呼号的政治异议人士，也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销声匿迹，成为了资本“消失的中介”。